晚清提议废止科举是谁，晚清提议废止科举是谁提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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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为什么废除科举制，是谁提出废除的？

1905年9月2日，袁世凯、张之洞等六位督抚联衔奏请立停科举，以便推广学堂，让知识能够“学以致用”。至于为什么清政府会同意废除科举制度，主要是有以下三个原因。

1.文化方面。在清政府统治末期，西方民主科学的思想已经传播到了中国。一批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些西方思想的先进与正确，所以他们开始在小范围内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改革，也就是不教授传统科举考试内容而是教天文地理、数科等等。

同时，西方民主平等的思想也对封建制度发起来挑战，而一批文化人首先就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起了挑战。他们开始呼吁要改革，他们呼吁要废除科举制度，要新建学堂教授“实科”。

2.政治层面。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了，科举制度的主要作用就是维护封建制度，维护清王朝的统治。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期，科举制度的作用开始变差，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到了清王朝的地位。

举个简单的例子，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“戊戌六君子”发动的百日维新运动，差一点就粉碎了以慈禧为首的地主阶级，把封建性质的清朝变成君主立宪制的共和国。

再加上社会上对于科举制度废除的呼声越来越强烈，腐朽的清政府也不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，所以他们也同意废除科举制。

3.经济层面。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清朝经济的发展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

对于火车这些先进的工具，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詹天佑等人是强烈要求引入的，而那些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“官老爷”则是认为这些乃是“奇技淫巧”，根本上不得台面。

下令废除科举制度的皇帝是？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慈禧太后下诏书，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

晚清慈禧太后为什么同意废除科举制度？

慈禧是位改革家，1861年开启洋务运动，开矿、办厂、建枪械局、建钢铁厂、设总理衙门、铺设电报线、建福建水师军官学校，建北洋水师、南洋水师、福建水师与广东水师四支近代海军舰队等等，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
1902年，慈禧又下令新政，编练新军，建立警察制度，鼓励开矿、经商、办厂、上学，建立邮局，简化行政审批手续，禁止妇女裹脚，废除科举制度与奴隶制等。

慈禧是位伟大的改革家，但是改革过于激进，大清这艘巨舰终于撞上了冰山。

所以，慈禧并不反对改革维新，否则就不会有百日维新，而是一天都改不了。

慈禧对于维新变法，甚至君主立宪制都没有反对。在保证满族贵族利益的前提下，任何改革对于慈禧来说，并非不能接受。

戊戌变法的失败在于康有为梁启超一开始就完全排斥所有高层，不管是满人还是汉人，只要是高官一律排除。

然后，把光绪和其他满族贵族摆在对立面，甚至打算你死我活的对立。鼓励怂恿光绪去弄死慈禧，打压所有权贵。

当然，这样做也不是不可以，前提是老百姓彻底站队，以及自己有足够的军队支持。问题是革新派，什么都没有。以至于，想发动武装逼宫，还是临时去蛊惑袁世凯。

实话实说，革新派提出的维新，别说慈禧太后了，就是普通的官员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法看。即使是这样，慈禧还是同意让康有为梁启超继续玩，并没有什么干预。直到康有为与梁启超想干掉慈禧，慈禧才立马动手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康有为梁启超不试图动手，慈禧太后并没有停止维新的想法。因为慈禧知道，清朝不改变，只能是死路一条！

但是，这样的维新真不可能成功，连汉人高层都没有拉拢的维新，怎么可能成功呢。

改革须渐进，要细水长流，岂能一蹴而就？慈禧并非不改革，而是改革过猛，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。大清改革失败，大大延后了中国的工业化之梦。

中国科举制是谁废除的？

　1905年9月2日，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恩准，清王朝下诏废止绵延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。作为晚清新政最重要的举措之一，在100年前，当这一决策出台之时，保守派、国粹派与改革派、洋务派之间，满清贵族和汉族读书人之间，竟然没有太大的分歧，没有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当时的报刊（包括上海租界里的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及天津租界里的《大公报》在内）也没有进行过什么激烈的辩论。然而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科举制废除百年之后的今天，倒是有不少人为科举制评功摆好，为科举制鸣冤叫屈，有的人言下之意甚至恨不得立马恢复科举制，恢复状元、进士、举人、秀才的头衔。确实，隋朝的开科取士是个了不起的创举，不仅在当时具有毋庸质疑的积极意义，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来看也是如此。它至少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好处：一是为选拔人才提供了一种相对公正的方法和程序；二是提供了一条可供普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。从古到今，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避免不了考试，通过考试这个手段选拔人才，至今被全世界认同、效仿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初就是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发，有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造。我们现行的高考制度在内容、方法、结果等方面可能都和科举制有了很大的不同，但都属于一种考试形式，仍然有一定的相似性，“高考状元”之类的说法一直不绝于耳恐怕不是偶然的。和所有的考试一样，科举制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最好的，但肯定不是最坏的。如同邱吉尔评价“民主”一样，民主的实质就是要防止最坏的。人类迄今为止还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考试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更适当的新办法，毕竟每个人在试卷面前还有相对的平等。什么是“最坏的”？首先就是按照血缘、特权、金钱选拔“人才”。在科举制出现之前，以血缘、裙带为基础的门阀士族盛极一时，人生下来，其社会地位就已注定。平民只有到了王朝衰落的末世，才有可能像陈胜、吴广那样质疑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”，从而揭竿而起，重新洗牌，成者王侯败者寇。此外，几乎找不到任何向上流动的社会通道，在如此幽暗的专制长夜里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，无疑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，哪怕这幻想和希望是多么微弱，但“朝为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”的可能性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。一介平民从此可以通过科举之路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，实现从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的正常流动，在铁板一块的王朝当中输入平民的血液，王朝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活力。虽然帝王推行科举制有自己的动机，而且选拔人才的标准最终掌握在帝王的手里，有很大的随意性，不仅标准比较随意，而且可以“增科”恩赐，但在一个特别看重血缘的国度，一种重农轻商的文化背景下，仕族和商贾、平民的确因此而获得了平等竞争、进取的机会。这在古代中国无疑是一大进步。100年前的今天，在内忧外患的急攻之下，在满朝开明大臣的推动之下，清政府终于下诏废除被诟病已久的科举制。 从此，对科举制的谩骂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迷信，不管懂不懂科举制，也不管见没见过八股文，骂科举制成为几乎整个20世纪中国的“思想时尚”。 100年过去了，中国似乎并没有因为科举制的废除比以前进步多少——除了多学了点西方的技术。终于，中国思想界能够重新清醒地审视科举制曾经对中国产生过的影响——无论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也终于能够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科举制——不再是情绪化的谩骂，当然也不会是狂热的追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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