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2月3日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拟定《二月提纲》

1966年2月3日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（彭真、陆定一、康生、周扬、吴冷西）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。参加会议的除了五人小组成员外，还有许立群、胡绳、姚溱、王力、范若愚、刘红和郑天翔。会后拟定了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（即《二月提纲》）。

《提纲》的主要内容为6个部分。即：一、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。《提纲》认为，从批判《海瑞罢官》开始的大辩论，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，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，是兴无灭资的斗争，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；二、方针。《提纲》主张采劝放”的方针，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，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，要“坚持实事求是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，要以理服人，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”，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；三、队伍。《提纲》提出，要依靠坚定的左派，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，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、坚持不改的人。要边打边建，由少到多，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、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、战斗的、又红又专的队伍；四、左派要互相帮助。《提纲》提出，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“互助组”、“合作社”，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，反对自以为是。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、军阀的道路；五、争论的问题。现在就要着手准备，到一定时期，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；六、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。办公室由许立群、胡绳、吴冷西、姚溱、王力、范若愚等组成。许立群为主任，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。这个《提纲》虽然有些“左”的错误，但主要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的限制，并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，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、严重的政治批判。2月7日，五人小组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《二月提纲》。2月8日，由彭真、康生、陆定一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，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。2月12日，中共中央将《二月提纲》批发全党。但不久，被毛泽东所否定。在5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根据毛泽东的态度，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《二月提纲》的执行，随后即对《提纲》展开了严厉批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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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五人小组”的设立和撤销

1963年，毛泽东从对苏联情况的认识和对中国政治情况的估计中，已经确认中国出了修正主义。当时他认为文化界的情况特别严重，决定从文化界入手，发动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。这年的12月12日，他在中宣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下的一则批语，口气极为严厉地提出了文化界的修正主义问题，并且有“死人”统治,“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”等极重的话。

毛泽东的批语下发后，引起了中央特别是文化界的高度重视，并且决定文艺界整风。但毛泽东认为文化界动作的速度和程度不符合他的预期，1964年6月27日他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,又说了更重的话：“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,十五年来,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,最近几年,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。”毛泽东这两个批语基本否定了前一段时间文化界的整风。

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,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,并决定成立一个小组。当时，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均没有给这个小组命名，只是称之为“小组”,其职能，是在中央政治局、书记处的领导下,指导全国文艺界整风。对于这个“小组”的成员，毛泽东事先也没有过细考虑。他是在7月2日政治局会议不久提名确定由五个人组成这个小组的。

最后，由毛泽东确定的这个小组的成员是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,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,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、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,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,新华通讯社社长、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吴冷西。按照毛泽东的意思，组长由彭真担任,陆定一任副组长，其他三人为组员。由于这个小组只有五个人，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习惯上就称之为“五人小组”。从现在的材料看，当时的“五人小组”还有下设机构：学术批判办公室，进这个办公室的人，都是当时中央的“大笔杆子”，有胡绳、许立群、吴冷西、姚臻、王力、范若愚等人。尽管如此，这个机构人数还是很少的，真正是“小组”。

1965年，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、姚文元等撰写的《评新编历史剧<海瑞罢官>》一文发表，真正负责学术批判的“五人小组”组长彭真对此很不满意，曾质问上海市委“党性到哪里去了？”与此同时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文化界的大讨论。从中央、地方领导部门、文化界中，反对的意见占绝大多数，有些意见很激烈。在此情况下，“五人小组”于1966年2月3日开会研究了以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情况，拟出了《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(后被称为《二月提纲》)。提纲先提交给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。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后表示同意。8日，彭真和康生等赶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，毛泽东未表示异议。12日，彭、康到上海将《提纲》给江青和张春桥看了，他们均表示同意。23日，《提纲》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。

这个提纲上报前，姚臻在原标题前加上了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八个字，文件标题便成为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》。在文件传阅过程中，每个中央领导人对此没有表示异议。这样，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便自然在中央叫开了。

但是，事情却起了变化。1966年3月下旬，康生向毛泽东打“小报告”说，彭真曾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，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去了？还添油加醋地说：“这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。”毛泽东听后说：“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，老的、中的、小的都要挨整了。”3月28日至30日，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, 其中有这样的话：“我们都老了，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，很难说。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。”毛泽东严厉批评《二月提纲》混淆阶级界限,不分是非,是错误的。他尖锐地提出:“如果包庇坏人,中宣部要解散,北京市委要解散,五人小组要解散。”此时，毛泽东尚称之为“五人小组”。3月31日，康生回到北京，向周恩来、彭真等中央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。4月9日至12日,中央书记处开会，康生又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。在此情况下，中央书记处贯彻毛泽东谈话精神，对彭真进行了批评,彭真也在会上作了检查。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还作出两个决定：一、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,彻底批判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所拟《二月提纲》的错误,并撤销这个提纲；二、成立“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”，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。此时，中央书记处会议称“五人小组”为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。但是，这个小组刚刚被中央正式称为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时，就被撤销。4月16日,周恩来、邓小平、彭真、陈毅、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,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。22日,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,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,党政军也有。他再次批评了《二月提纲》。这次会议决定撤销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”。五人小组从成立到撤销，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。